特巴斯没打算把这句话吞回去。因为把皇马TV的宣传手段比作纳粹，再加上皇马官方发公告要求他下台，这位西甲主席又出面回应了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：别把“手段的比较”偷换成“意识形态的指控”。

　　特巴斯在最新声明里写道，戈培尔那套宣传手法，在新闻与传播学院里本来就是研究课题；怎么识别今天社会里仍在运转的类似机制，也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。他举了个具体例子：拉古纳大学。该校新闻学学士学位一年级的必修课“新闻信息一般理论”，在2025-2026学年教学大纲里安排了这样一项练习——“关于将戈培尔的11条宣传原则应用于当今时代的练习”。没错，就是“当今时代”。

　　这类分析的目的，不是给谁扣帽子，而是弄明白宣传怎么运作、又怎么影响公众舆论。特巴斯强调，比较传播手段，不等于把使用手段的人，和当初发明那套手段的人在意识形态上画等号。他说自己特意写过：“这种比较仅针对那些宣传手段，而非针对某种意识形态，当然，也绝非针对皇马的球迷群体。”这句话在最初发布的内容里就有，不是争议闹大以后才补上的。

　　他真正盯住的，是几种具体的传播动作：系统性地重复、对事实做选择性呈现，还有“树立敌人”。这些机制在新闻与传播学院里被反复研究，也常被用来分析它们在当今社会中的存在。特巴斯说，他指出的正是皇家马德里电视台及其喉舌在传播中运用的这些手段，并且附了具体案例。

　　要是不认同，大可以就案例来辩。光靠“义愤填膺”，反驳不了事实。他接着连抛几个问题：是不是只挑那些能助长“受害者心态”的比赛片段？是不是反复重申某种猜疑，最后把它包装成既定事实？是不是在不断塑造一个“敌人”？那些与既定叙事相矛盾的信息，又是不是被刻意隐去了？

　　赛程安排也是如此。特巴斯反问：他们为什么不说明自己提交过多少次调整请求，其中又有多少次得到满足？这段历史同样是现实的一部分，哪怕它并不符合他们所宣扬的“受迫害”叙事。

　　说到底，他想摆上桌面的讨论，是传播方法、信息内容和具体事实。“义愤”或许能填满一份声明，却撑不起有力的反驳。那些问题的答案，至今还没公布。至于要求他辞职——在特巴斯看来，这也解决不了什么。